长江商报消息 ■记者 卢欢
著名纪实文学作家赵瑜一套六本的《独立调查启示录》近日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金牌体育、土地改革、铁路修造内幕、煤矿安全、女性命运与文学的关联、长江流域孤岛农村近百年历史与现实……三十年的关注，其中有赵瑜对体制的批判与反思，有对普通人的关注和同情，还有对地方历史的深入挖掘。
上世纪末起他到湖北枝江百里洲写成的《革命百里洲》曾获鲁迅文学奖——从清末写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结束，勾画了上世纪前半期中国农村发展的图景。
将于本月底首发的新作《野人山淘金记》是赵瑜在缅甸北部野人山考察的亲身经历。2011年，他听说有山西人从缅甸挖金子回来，便开始采访。他携带两台相机，深入热带雨林，亲赴淘金现场，记录下这些“国际个体户”的传奇经历。本报记者专访赵瑜，了解独立调查背后的故事。
我说的话、写的东西，不会离生活太远
锐读：上世纪八十年代，很多作家活跃在报告文学领域，纷纷推出了名作。您也是那时进入文坛的，这个时间点在您的整个创作生涯中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赵瑜：对于作家来说，选择哪种写作方式更适合自己更有意义。小说、散文、诗歌、剧本，我都写过，但觉得报告文学更适合我，后来也基本都在写这个。这种写作倒不是要迎合时代潮流，而是见证着我个人的成长。我在当运动员和交通局干部的时候写《中国的要害》、《强国梦》等作品，是写自己熟悉的题材，没有特别寻找什么别的。我说的话、写的文章不会离生活太远。
锐读：包括您的多部作品在内，过去的很多报告文学作品都被归类于“问题报告文学”。现在回头看，这其中能让读者记住并流传下去的好作品有什么样的特质？
赵瑜：一种流派或者说文学势态的产生离不开社会的需要。当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人们急需认识中国，对不断涌现的社会问题做出反应。报告文学能更好地发现问题，让人认清社会形势。当然，有些问题随着社会发展给解决掉了，比如我的《中国的要害》呼唤修建高速公路解决交通问题，现在全国到处都有高速公路。我觉得好的作品不单单倾向于关注问题解决与否，而要从更深层次挖掘问题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根源，更为重要。
锐读：您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如今的报告文学越来越矮化、犬儒化，歌功颂德的东西已经把其形象全给破坏了。大家提问题的勇气、思考和批判的意识都去哪里了？
赵瑜：这不仅仅是报告文学领域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整个文学界、思想界、学界普遍存在的现象。对于社会深层矛盾，这些作家、理论家、学者首先是有困惑，认识上有困难。再者，即便是发现了问题根源，胆量、理性也不够，不敢去揭示或者揭示的层次还很肤浅。这些人一般被统称为“读书人”，现在，“读书人”越来越矮化。比如面对腐败怎么看，说是贪官的人品问题？有点浅，有整体制度的原因，那么用什么办法去监督、制约他，还没找到道路，而用什么作品来表现这个，“读书人”显然做得不够。
纪实文学作家，近日出版有《独立调查启示录》系列作品六部，包括《革命百里洲》《马家军调查》《寻找巴金的黛莉》《火车头震荡》《王家岭的诉说》《篮球的秘密》等。
赵瑜
《革命百里洲》。
《寻找巴金的黛莉》。
《马家军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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