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婆婆身边长大
我出生在湖北省枝江市百里洲镇刘家巷街上，从小在婆婆身边长大。我们那时把祖母喊婆婆，祖父叫老爹，现在大家都喊奶奶、爷爷。婆婆叫蔡世秀，老爹叫曾宪万，在刘家巷街上开茶馆,商号“曾万顺”。大概两岁左右我的父亲曾庆喜就病逝了，母亲和哥哥们常在乡下种田，我幼小的时候就由婆婆照管。
婆婆大约出生在1878年，小时候读过书。隔壁杨学树老板的叔父叫杨正武，留着长长的灰白头发，盖着耳朵，我们叫帽盖子头，他是婆婆小时候的同学，来了就直接喊蔡世秀的名字。生意上的往来，全部是婆婆掌管。柜台下面有一个蓝色封面大账本，前面是流水账，后面是客人的赊欠往来账。每天都是婆婆用毛笔记账管理。她不仅会写字，还会珠算，不仅会加减法，还有十六两制的“斤求两”除法，她都用的很熟练。我们开始上私塾，没有算术课，婆婆就教我们先学“三遍还原”等加法，后来就背“斤求两”，现在我仍然记得头两句“一退六二五，二一二五”，就是说十元一斤的花生果，按十六两制计算，每两花生果就是六角二分五，二两就是一块二角五分。
可能是生活的拖累，婆婆身体瘦弱，脸白又瘦削，花白的头发显得稀疏，经常梳着不大的发髻，我们叫“轉子”，用头绳子绑住，再套上发网，最后用自己削的黄杨木簪子插紧。婆婆经常穿着土蓝布做的大襟褂或土布袄，外面套着掛在颈上的围裙。围裙附有左右两个大荷包，那是平时装钱用的，有时也装一些小东西。虽然都是土布衣服，很多地方都打了补丁，但是收拾得整洁利索。婆婆的缠足很小，都挤在一起，变了形。大概一米五几的个头和相对宽阔的肩臂，那一双小脚和裹起来的细腿，给人一种上重下轻的感觉。
当我在婆婆身边的时候，老人已经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她丁着一双小脚，忙前忙后，从来没有累的样子。我们租的隔壁杨学树的房子，老板的房子宽大、很深，我们租了半边门面。更早时候我的印象抵起天井，后来老板在天井前面又夹了一间房，我们的房子就缩短了。原来我们放四张茶桌都比较宽，现在三张茶桌都显得窄，两张床也更挤了。可能是租金不够，门口还有郭伯伯摆的铜匠摊子。郭伯伯可以自己扯风箱、化铜水，做铜烟单嘴、铜锁、铜活页、还卖铜炊壶。他有一个儿子叫郭宗喜，比我大几岁，帮郭伯伯照看生意的时候，常常带小说在那里看，我识得一些字以后就找他借书，比如《薛仁贵征东》、《粉妆楼》都是找他借来看的，虽然当中有很多字不完全认识，但是读得津津有味，心里充满了对书中忠义爱国、行侠仗义的英雄人物的崇拜。
茶馆有两口大水缸，最大的缸可以装两担河水，每天谭老汉从两里多远的长江挑水来，每担河水价格大约一碗茶钱。夏天河水很浑浊，要用明矾处理澄清以后才能吃用。小缸里有时就在中横街外的“碗堰湖”挑水，只能洗脸、洗衣用，至于刘巷街前街后堰塘的水，有的被糟房的、染房的废水污染，或者放鸭子、洗衣服，脏的不能用。
婆婆每天早晨先给我热水洗脸时，她要做很多准备工作，包括下柜台门板和大门，做清洁，把香烟摊、卖酒工具以及下酒用的皮蛋、盐蛋、熟花生果、都摆放好，最后用我们洗过脸的水梳头洗脸。老爹是不管事的主儿，婆婆把事情都做完了，他就起来洗脸吃早餐。老爹身材比较高，大概一米七以上，肩宽背直。他常年穿着土布染成兰色的长布衫或者长棉袄，随身有一根三、四尺长的烟管，很多时间是在和来喝茶喝酒的客人聊天，讲封神，侃三国，有时来客人玩牌缺“角”，他就去凑一桌，主要是老年人推牌九或者打花牌。
我们的早餐很简单，就是杨学树饼膳铺的锅块、油条、糖饼子。那种我最爱吃的糖饼子，我长大外出后再没有尝到过。它和普通糖饼子不同，除了下面用火烤，上面吊着的铁锅先在附近用柴火烤红，在下面烘烤时，将吊着烧红的铁锅盖上去，直径五寸左右的面饼，一会儿就变成了球形的夹糖烧饼，吃起来松软可口，既甜又香。婆婆、老爹都是吃锅块或油果子，糖饼子是我的最爱。我也爱吃斜对门邓祖元的糖炸汤圆，可是吃两个糖饼子的钱，吃汤圆不饱肚子，所以只能偶尔吃一回。
婆婆教我学识字，懂礼貌。有一年，被拉壮丁在外的大哥曾凡权给我们寄回来一本《王云五（四角号码）小辞典》，纸张又白又薄，小巧精致，婆婆不会翻字典，就告诉我认识上面简单的字。在新买的小板櫈上写上“曾繁量”，教我认识自己名字。柜台和茶桌之间距离很窄，客人多了只能侧着身子进进出出。婆婆教我给过路行人让路，路上见到老师要行鞠躬礼。抗战胜利后，我在上横街北面的刘家词堂发蒙。上学第一天，回家没有行礼，婆婆说放学回家要给长辈行礼，我就记住了，第二天中午放学回家，我就给老人鞠躬，还给铜匠伯伯鞠躬，也给杨正武爷爷鞠躬，婆婆他们笑着告诉我，只要放晚学行礼就可以了。
婆婆还告诉我们要爱惜字纸，不能把写有字的纸屑随意乱扔，更不能烧掉，说那样做得罪了聖人（大概是指孔夫子他们）要坏眼睛的。另外他们还讲一些规矩，比如说吃饭咋嘴“巴拉巴拉”响，将来托生（人死了之后再转世）就会变成猪。拿两把扇子搧，要变成飞蛾子。随便玩火晚上要撒尿的（尿床）。我们长大以后知道这些都是迷信或者是吓唬小孩子的，但是对于那时不知事理的我们，的确有规范我们行为的作用。
刘巷集镇分冷热场，单日是热场，双日是冷场。冯口、董市逢双日是热场，江口是百日场。下午生意散场之后同样是婆婆收拾为主，老爹也帮助上门、扫地，和我一起洗澡。夏秋的晚上我们搬着竹床在街上乘凉，数天上的星星，认识挑着担子的牛郎星，隔着天河对岸的织女星，织女旁边的四颗星摆成的梭子星，还有勺子状的北斗七星。对门豆腐铺子的鲜大妈会烤焦包子卖。就是用废旧的塘瓷盆，放上灶灰和烧燃的夫炭，把早上的糖包子或者划了几条沟的馒头，放在铁丝网上面，用慢火烤的二面焦黄，香味诱人。我的体质差，吃饭少，喜欢零食，婆婆就给钱我去买来，一边吃一边听他们讲故事。我们叫“讲古”。
婆婆讲的故事有七仙女下凡，牛郎织女，安安送米、秦雪梅吊孝和金宝与银宝等民间传说。老爹讲的有施公案、杨家将，也有一些憨头女婿、三匹白布学乖等民间故事。我家没有四书五经，也没有看到他们讲的故事书。但是他们的记性特别好。可惜我只能记得一些片段，甚至全部忘掉了。我只是不断的提出奇怪的问题，比如天的边缘有多远，地底下有没有人，人从哪里变出了的？他们就说小孩子是从“嘎张窝里（胁夹窝）”挤出来的。我记得清楚的有一个关于“灭娘蕻（hong）子”与七仙女的故事，讲的是七仙女和董永分别时，他们的儿子哭着喊妈妈，跟着七仙女跑，七仙女不忍离去，玉皇大帝就在她们母子之间撒下灭娘蕻子籽，灭娘蕻子很快长成一堵墙，上面有很多刺，从此母子分离。他们告诉我，这个“灭娘蕻子”，就是我们常常在路边看到的野蔷薇花，花茎、花托上都有很多刺，茎头比较嫩的地方，可以去皮生吃，别有风味。他们讲的很多故事对于我后来如何做善事，做好人，讲忠孝，行礼义等等提高做人的品德都起了启蒙的作用。
抗战胜利后，刘巷的文化生活也比较丰富。我记得曾经有花灯游行和放河灯的活动。那些兔子灯、蝴蝶灯、飞机灯，还有拖在地上滚动的坦克灯，印象非常深刻，还曾经看到抬着白色坐着的“屋上菩萨”游街（现在知道是无常菩萨）。刘巷的中街巷口北面是一个大场坝，有十几亩大的面积。那是经常唱大戏的地方，大戏有“京河的”与“夏河的”区别，大概就是京剧与汉剧，多是从沙市请来的戏班子，间或有汉口的。遇到唱大戏，茶馆就没有什么生意，附近的人都来把茶馆的板凳杠着去看戏，婆婆守着店子。当地有名望的人，比如花行老板杨升山，作为票友，也会上台献艺，多演的唐皇、汉帝等高贵人物，一出场，就有人在下面放大鞭，给他们捧场。
刘巷中街巷子口南面有约一亩多大的场地，外地来玩蹬坛子、走钢丝杂技的，唱灯影子戏的，唱吊线木偶戏、手举木偶戏的，耍猴把戏的，都在这里演出，我们小朋友是不用拿钱的。但是唱西洋镜的，每个人一个眼孔，婆婆会给钱我们去看一次。有外地来刘巷做糖人的，很是诱惑人。用各种颜色的糖稀，捏成的猪八戒、孙悟空、赵云、马超等各种人物，五彩缤纷，栩栩如生，几块钱一个，次等的是青蛙、公鸡各种动物，婆婆给我两角钱，就只能买一个吹成空心的辣椒、葫芦，或者小吹子，边玩边吃，也是一种享受。有敲着小锣、顶着猴子，或者打着三棒鼓挨户要钱的，婆婆都会有多多少少的开支，很少有那个商家对这些流浪艺人直接回绝的。
我上学认识几个字以后，刘巷街上来了一个教汉戏的，老师穿一件青祝布长衫，白腊脸，精瘦，住在上街和中街之间新建的楼上。那是刘巷街上唯一的两层楼。楼房坐北朝南，吊脚楼下是过街深沟。一楼是茶馆，楼上是旅馆，据说也是鸦片馆。上街丝线铺的汪文金、下街米行的彭传远、药铺的黄祖贵、隔壁的杨尚进，都是同年的，他们都报了名，婆婆也就给我报名学习。意思就是要我们多认识几个字，也多一个人管束。当时学的主要有：借东风、四郎探母、平贵回窑、三娘教子等戏目，给每个人配上角色，老师抄写戏词要每个人背熟记牢，后来上学了，就没有下文了。
婆婆很少害病，基本上没有吃过药。刘巷街上有两家中药铺，一是中街的黄和卿，二是下横街旁的郑济生，临解放前在李文龙杂货铺斜对门来了一个西医医生，生意不多。我经常害病，眼病就买太阳膏药贴在太阳穴，发烧、脑壳疼就喝姜糖水。还经常打摆子，就是害虐疾，没有吃过药，他们要我不要呆在家里，要“躲摆子”在外面“跑”，看到桃树了，就摘几片桃树叶，塞在鼻孔里。走一些路之后，把桃叶扔掉。让别人踹上了，那个人就会患病，自己病就好了。这只能是自我安慰，人拖得面黄肌瘦，直到自己产生抵抗力慢慢痊愈。一次我小腿碰伤了，烂了一个洞，苍蝇经常叮，就用苦瓜叶盖上保护起来，拖了几个月才生肌，至今还留着铜钱大的疤。
婆婆诚恳待人，热情好客。有的附近来喝茶喝酒或买烟，很多都是赊账，她记在账上，下年收棉花以后结账，作个记号，最后有的不能结账的就用墨笔划掉了。盲人龙先生是“曾万顺”茶馆的常客，光亮的头上长一个大包，一手拿一根细竹棍探路，另一隻手提一个大约五寸直径的平面小锣，小锣用细绳吊在手腕上，指甲间夹一个小锤，边走边敲出“铛”的声音，行人就为龙先生让路，也知道算命先生来了。龙先生常来喝茶，婆婆就请他算命，我就记得几次，一次是因为我小时候很少喊人、不爱说话，就问龙先生我什么时候开口讲话；一次问他我女方的婚姻在什么方向，我记得他说是在西北方向，不知道他是怎么算的，结果我的婚姻跑到东北的江口方向去了。我从小体弱多病，婆婆请问龙先生怎么解法，龙先生按照生庚八字算了一下，说要拜一个师傅，婆婆就找上街剃头的胡兴邦做我的师傅。还没有行拜师礼，我就到姑妈家乡下去了，基本上和师傅再没有见过面。婆婆两姊妹。妹妹嫁在江口王家，三子四女，婆婆的妹夫，我们叫姨老爹去逝得早，从未见过，姨婆婆家大口阔，她常带着她小女儿和大外孙来，一住几天，婆婆都热情接待。
刘巷街上有一个无业人员，无依无靠，每逢端午、中秋、重阳、年关，他就用几根柏树细枝叶扎成一个小把，上面用红纸剪成洞网罩着，送上吉祥，婆婆马上给钱，表示感谢。那时物价涨的快，过几天就送来一张七、八寸长的红纸条，上面写着“同行公议 每碗茶贰拾元”（价格不等），每送一次，马上给钱，每次大约是一碗茶钱。1947年秋天，他送来一条半尺来长，大约半斤重的南瓜，说是“（民国）三十六年一个大节巴，家家门前挂南瓜。”节巴难得过，挂上南瓜就可以消灾免祸，当然要多给钱。和其他商户门面一样，我们把南瓜挂在门前，免得灾祸进门，当时成了刘巷街上一时独特的风景。这个风景是刘巷独有还是多大范围风行，后来没有听到其他人讲过。
和婆婆一起过年的好多情节是不容易忘记的。每年过年我们都是几个地方分别“团年”，在我的记事里，我从来没有和母亲在一起团过年，都是母亲在三十里外的曾家营，我和婆婆在刘巷团年。在刘巷家里，卧室与门面之间是芦席夹的“间（gan）壁子”，芦席前面是一座大木柜，既是碗柜又是神架子。芦席上贴着红纸写有“天地君亲师”的神位，那几年，说没有皇帝了，国家为大，就有人写“天地国亲师”的。过年之前好久，婆婆就准备了猪头和鲤鱼，除夕那天，简单早餐之后就要煮猪脑壳。整个猪头，还有全鸡、全鱼，用大盘子摆好，吃团年饭之前放到神架上，等菩萨“享受”之后，再烧纸钱，接已经逝去的父亲和其他亲人回来过年。
除夕要“守岁”。小时候，瞌睡大，很早就睡了。大概十来岁那年，我就想陪着婆婆她们守一回岁。吃过晚饭，先到逝去的亲人坟墓上插灯，期盼亲人们和我们一样生活一片光明。回来以后，我们围在火边烤火、烧茶，婆婆要准备好过年期间的食物。因为在三十晚上出天行之后，到正月初三早晨辞年之前这个期间，是不动刀剪、不动针线、不动扫帚戳箕、不能把水倒在地上的。婆婆要把猪脑壳分解，舌头要说“赚条”，因为枝江话，“蚀本”念为“舌本”，是商家的忌讳。猪赚条、猪耳朵、脸巴皮、猪肝等等，要分别切好装盘，是客人喝酒的凉菜。准备大甄子米饭，大盆冻鱼，洗净切好大筲箕菠菜等青菜。并且在每一样饭菜上都放上蒜苗，大概是驱邪去毒的意思。春节客人来了，现饭现菜，团年时的回锅肉、豆腐白菜，“凳钵娄子”就是很好的招待。洗脸水、废茶水都要倒在专门准备的水桶里，直到正月初三以后再清理。
大约晚上十点左右，送财神的就逐渐来了。送上一张大约两寸见方的红纸，有的上面印着财神菩萨，有的写着恭喜发财几个字，有的喊歌：财门大打开，金银滚进来，滚进不滚出，金银堆满屋，屋的堆不下，堆到阶沿哈（方言，指门外屋檐下）。对送财神的人要给“打发”，给钱，有的嫌钱少了，站着不走，必须赶快加钱，千万不能说没有钱，那是很不吉利的话。后来街上行人少了，大一点的商家就从门缝里送来拜年帖子，上面是恭祝新年的吉祥话。十一点左右，老爹就点香烧纸，拿着烧燃的黄裱纸在大门前上下晃来晃去，口中念着什么，大概是吉祥的话，然后闩上大门，这叫关上“财门”了。就等待“出天行”的神圣时刻。婆婆就拿来家中最好的糖果点心、红橘放在火笼边。这些点心本来是隔壁杨学树饼膳铺做的，是平时想吃也吃不到的，雪枣、寸金糖（和现在的马大姐糖形状近似，一寸来长，白色，落口化，以后再没有吃到过）、锅巴糖（交切）、桃心云片糕，边吃边等时间。可是不能乱讲话，怕说了不吉利的话，得罪菩萨，带来灾祸。好在有解，上午在门口贴对联和门神的时候，室内也贴了两张红纸，上面写着“天地阴阳”，“童无禁忌”，儿童说错了话，老天爷是不会怪罪的。
具体“出天行”的时间需要看黄历，就是现在说的农历。不过那种农历上有“春牛图”，介绍前后两年那一年年成好。觉得今年不太如意，希望明年好一点，就推迟出行时间。到“出天行”的时候，老爹先装香敲磬磕头敬神，再烧纸开财门，这时全家人洗得干干净净，穿得整整洁洁，把早就准备好的香、纸、蜡烛、鞭炮用盘子端好，还有磕头的蒲团，到街中间举行隆重的“出天行”仪式。关键是磕头的方向，根据黄历上说的，财神菩萨在那个方向，就朝那个方向装香、烧纸、磕头，不能像现在零点钟声没有响，就嘻嘻哈哈到处放鞭炮。那时大家庄严肃穆，隔壁左右也在行礼磕头，互相之间一般都不讲话。出完天行，我在前面拿着蒲团，婆婆、老爹在后面跟着回家，老爹再关上财门。婆婆教我把早已经准备好的“把子柴”放到火炉上，告诉我们跟着连连说添财（柴）、添财（柴）。再端来元宝（汤圆）和糖碗，一边吃，一边加糖，口的不断的说：好田（甜）、好田（甜）。吃完宵夜，我就给老爹、婆婆磕头拜年，压岁钱就欢欢喜喜拿到手了。大家收拾碗筷、压好炉火，就去“挖窖”（睡觉），婆婆说：明天早晨多睡一会儿，多挖一些金子。
1949年国民党败退前的晚上，在刘巷街上大肆搜捕壮丁，把我二哥曾凡衡抓走了。当时天很黑，刘巷街上一片嘈杂，月亮升起来以后，婆婆就去找下街的杨某人（忘记名字了），他是曾慎陔的丈人，曾慎陔是国民党湖北省教育厅的科长，凡衡哥曾经在曾慎陔那里帮他照看过小孩。婆婆牵着我的手，丁着小脚，走在铺着马光（石头）崎岖不平的街上，满街都是在找有办法的人求情的声音，希望有能力的人帮助把他们的亲人赎回来，有的人说着说着就跪了下去。我们找到杨某人，开始问他慎陔三爹回来没有时，他说今天刚回来，婆婆满怀希望想求他帮忙时，他却说曾慎陔也被他们抓走了。是不是真的被抓走了我们不知道，但是婆婆作了最后的努力，也没有把凡衡哥取回来。婆婆他们不知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凡衡哥他们已经被要求杠着子弹箱，让国民党的部队押着向南边松滋方向开拔了。
百里洲解放不久，大哥曾凡权、二哥曾凡衡都陆续回来了。因为姑母身边没有子女，他们决定把我过继给姑父、姑母，改名张世亮。从此我离开了抚育我长大的婆婆。后来我到外地读书、参加工作。婆婆年龄大了，回到曾家营老屋。我只能放假回来时去看望她。1961年我们结婚后去看望时，婆婆和母亲、三个哥哥，三个嫂子加上五、六个侄儿、侄女，十几个人住在两间半草屋里，那时她的眼睛和身体都不行了，还坐在那里摇着睡在摇窝里面的曾孙们。1962年她去逝以后埋在生产队的偏远地里，经过土地平整，后来坟地也找不到了。婆婆离开我们已经五十五年了，可是婆婆的身影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婆婆吃苦耐劳的精神，对我们的教诲，也永远铭刻在我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