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河，有我心中的老屋 王晓芸/文
杨家河，紧邻百里洲人工河以东，那里是七零年我跟随母亲下乡的地方。一直都想回去看看，因为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们姐弟仨的小学和初中也是在杨家河念完的，那时候还叫建国中小学，那里曾留下了许多儿时的记忆，有美好的也有苦涩的。
听父母说: 当年为了响应“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母亲就带着我和弟弟从刘巷镇来到了杨家河落户。刚来时，我六岁，弟弟三岁，妹妹是在杨家河出生的。原本我们一家人是要下放到另一个大队的，父亲考虑到母亲不会做农活，说这里是他母亲的娘家，有亲戚在会有人照应，就申请来到了杨家河村，那时候这里还叫建国大队呢！我依稀还记得，就在七零年的春天，海青大爹也就是我父亲的表哥，用一辆牛车拉着我们全部的家当，来到了建国六队，队委会暂时安排我们住在知青点的一间空房子里。
夏天的傍晚，夜蚊子像门帘子般堵在门口兴奋得“嗡嗡”不停地穿梭飞行，我和弟弟挥舞着蒲扇拼命地驱赶，望着窗外黑漆漆的陌生地方，弟弟央求母亲说:“妈妈，我不喜欢这里，我要回家。”来到杨家河的第一个夏天，我和弟弟就长了一身的脓包疮，我身上至今都留有疤痕。
和缅甸“知青”做邻居 我家隔壁住着两男二女从缅甸归国的“知青”，他们待人和善有礼貌，跟着社员们下田劳动能吃苦；不会做饭，分不清韭菜和麦苗，队里专门派来杨五妈帮忙做饭。记得有一位潇洒儒雅的男知青姓崔，据说家里祖辈行医， 耳濡目染，他所具备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比大队赤脚医生丰富多了。有一次，队里社员们都在田里捡棉花，天气闷热潮湿，春梅姐不小心被蛇把脚咬伤了，周围村民见状不知所措，一片惊慌。小崔闻讯赶过来，吩咐春梅坐下来不要走动，他伸出双手使劲挤压伤口，直至流出血来，解下自己的鞋带把春梅受伤的脚趾根部系紧，然后飞奔回宿舍拿来一瓶药水涂抹伤口，叮嘱家属背回家，伤口不要沾生水，不能感染，坚持抹药。真的不出一个星期，春梅就痊愈了。打那以后，大队干部就让小崔当上了“赤脚医生”，谁家有个头疼脑热，伤风咳嗽的，都爱找小崔医治，随叫随到，一治准好，小崔在这里口碑极好！
这些缅甸归侨知青的到来，给当时相对闭塞落后的农村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因为是邻居，熟悉了自然会互相串门聊天，有位姓林的姑娘，活泼可爱，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明亮又美丽，会吹口琴喜爱唱歌，嗓音圆润甜美，社员们在田间劳动中途休息“打方”的时候，总爱听她唱歌，她用口琴吹奏的《红河谷》，那优美的旋律令我至今难忘；莉娜姑娘文静秀丽，有很多漂亮衣衫，她喜欢穿一件领子上绣着白色小花的淡蓝色衬衣，下面配一条白纱短裙，踮起脚尖跳起芭蕾舞，飞扬的裙裾看得人眼花缭乱，在我幼小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据说，这些华侨知青，家里大多祖辈经商，虽然家境殷实，衣食无愁，但是她们却很能吃苦，下田干活不怕脏不怕累。夜里，有时会听见两个小姑娘的哭声，母亲担心是谁生病了，走过去问问，回家后叹叹气说:“这些伢们好可怜，她们想妈妈了！”大概一年后，这些归国华侨知青都走了，是回国了还是到祖国其他地方工作了不得而知？前几天，无意间看到了作协张同主席2013年写的一篇发表在《宜昌日报》上的报道《40余缅甸归侨重访湖北省枝江市百里洲》，当年的那批缅甸归国华侨知青重访枝江市百里洲建国大队(现杨家河村)和新闸公社的红旗大队(现八亩滩村)。这才知道，40多年过去了，当年青春年少的知识青年大多已从岗位上退休，此次他们40多人相约组团故地重游，来他们插队的地方寻找当年的乡亲、乡情。也不知这40多人里是否有我的“邻居”小崔他们呢？
母亲请人自制土砖盖房子 来到乡下，父母就一直商量着要盖一间自己的房子。没有钱买砖，母亲对父亲说:“我们可以和别人家一样，板土砖来砌房子。”那时候，我们下乡的队里，也有农户用土砖盖房子的。父亲在单位工作不能天天回家，母亲说干就干，她请人在干涸的水田里，赶牛拉着石碾子，一遍一遍来来回回把土压严实，再用木制的模子倒成一块一块的土砖，错落有致地堆砌半人高，等着风干待用；只要不下雨，恰好遇到风大太阳晒，不出十天半月，就会和买来的红砖一样的结实耐用了。不巧的是，做好土砖的第五天夜里，下起了大雨，母亲急的一宿没睡好。天刚亮，就带着我和弟弟，挑着水桶拿着瓢，来到堆土砖的田里开沟放水，我和弟弟一瓢一瓢往桶里舀水，母亲一担一担挑着往外面沟里倒，从未干过农活的母亲，用她并不结实的肩膀，挑着泥水一趟一趟吃力地走在泥泞路上，也就是从那时起，在母亲身上，我学会了坚韧不拔与自强不息。虽说有亲戚在身边，可那个年代，谁家都不富裕，都还在为解决自家人的温饱而劳累奔波，哪个还有多余的心情和精力顾及其它。母亲用行动告诫我们: 再苦再累，必须靠自己！
几经努力与筹划，父母亲“春燕衔泥”般终于备齐了盖房子所需的物料，请来了瓦匠和木匠师傅，在左邻右舍的帮助下，经过几天的努力，我们终于盖起了自己的房子，土砖墙上刷上白石灰，盖上红色的机瓦，厨房屋顶伸出高高的烟囱，袅袅的炊烟宣告着一个新家安居落成啦！
屋前栽着泡桐树和核桃树，屋后栽种着一大片挺拔的榆树，用插荆条扎成的一圈篱笆墙上，开着五颜六色的花儿好看极了！虽然是土墙屋， 但一家人住在一起，冬暖夏凉，温馨快乐。
房子从七零年建成到八零年我们返城，寒来暑往，春去春来，我们一家人在这个屋里住了近十个年头。回城后，父母把房子低价卖给同村一户姓刘的人家，后来听说刘家人没有住几年就把房子拆了改种庄稼了。随后，我高中毕业就走出家门参加工作了，弟妹也出门求学，姐弟仨先后成家立业，最远的弟弟在离家千万里之外工作；再后来，父母也随我从江南来到江北县城生活，老屋不在，就没有了念想，一家人再也没有回去过了。老屋虽然已不复存在，但老屋的模样却时常出现在我的梦境里。
屋前的泡桐树和小妹耳朵里的蜜蜂 今年夏天应同学之约，我又回到了杨家河村，当然要“回家”看看啦！四十年前的老屋早已没有了踪影，仔细辨认还能寻找出隐隐约约尚存的一点痕迹。 旧屋场已经成了一片绿油油的包谷地，散落的瓦砾里盛开着一簇簇不知名的花儿，姹紫嫣红煞是好看，旁边站着一棵树，和我一样静默无语。 然而，我站在这里，总能在脑海里清晰地重建起我们的家园，南北通透的三间土墙屋，什么时候都是亮堂干净的；大门的两旁，父亲并排栽种的六颗核桃树，依稀还在风中摇曳；当年的乡下，在我们村里还找不出一户农家栽种核桃树的。父亲说，核桃树生长期很长，需要七到八年才能挂果。 真的在我们返城的那年，核桃树令人惊喜地开出了好多像毛毛虫一样的花。到了夏天 ，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了，父母有心想把就要结果的核桃树留给买我们房子的刘家人，可人家说不如种萝卜白菜养猪划算，父亲只好忍痛把树砍了，看见倒在地上的结满了青青果子的核桃树，至今想来都觉得心痛不已！
最令人难忘的是厨房门前那颗泡桐树，在春雨的滋润下舒展着它那魁梧而高大的身躯；到了五月，泡桐树开花了，像小喇叭一样粉紫色的花朵，顺着树枝，成串成串地指向天空，伸向四周，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香。许多小蜜蜂在花间钻来钻去，像是在数一数花朵有多少？
想起来真有趣，小妹曾经和她的小伙伴带幅扑克爬上树，坐在树枝上打过“争上游”呢！父亲回家发现了孩子们的“壮举”，轻声呼唤他们下来，唯恐声音大了，把伢们吓得掉下树来。多年以后，小妹在枝江一中读书的时候，总说耳朵疼，母亲带她去医院检查，医生竟用镊子从她耳朵里取出一团黄豆粒大小的硬硬的圆疙瘩，医生也十分好奇，小心地用镊子慢慢剥来，谁也不曾想到，竟然会是一个已经完全风干了的蜜蜂“化石”，此物令当场人惊愕不已！细想起来，会不会是小妹坐在树上打扑克的时候，勤劳的蜜蜂就悄悄地飞进她的耳朵里“安家落户”了 ， 调皮的小妹正在全神贯注地“争上游” 而全然不觉呢？
家门前有一大片菜园，和当年的建国中小学的教室相连。母亲跟着邻居吴婆婆学着种了许多瓜果和蔬菜，一年四季都是青翠欲滴的。记得有一年的冬天，下了好大一场雪，母亲带着我和弟弟提着竹篮来到菜园子里，扒开厚厚的积雪，拔出一个个脆生生的大萝卜，就着几片五花肉，炖得满屋飘香，令人谗涎欲滴。
每当黄瓜苗和香瓜苗刚刚破土的时候，母亲会用布袋子装些白石灰，教我和弟弟每天早上上学前，用一根小棍轻拍布袋，让石灰均匀的洒在有露水的叶片上 ，这样就不会被虫子吃掉。我们看着幼苗一天天长大，盼望着能早日吃到黄瓜和香瓜，那样的日子至今想来都觉得香甜而又难忘。
榆树林，我们家里的“摇钱树” 屋后栽种着一排排整齐的榆树，这可是父亲的杰作。那时的农村，屋前屋后栽种杨树、柳树、桃树和枣树的很多，唯独不见成片成片栽种榆树的。父亲说: 榆树不择土壤，适应性强，不必修剪，生长快，寿命长。 最主要的是，榆树叶是喂猪的好饲料，有了它，你们就不必每天放学后还要辛苦的提着篮子去寻猪草了。父亲在食品所工作，过年的时候，总要算计着从微薄的工资里积攒一点钱，买点肉做成腊肉和香肠带回家，这样我们家就可以不用杀猪，自然也就不必完成“购留各半”的任务了。勤劳的母亲就会到刘巷街头牲猪交易所买来仔猪，养到七八十斤再出售，周而复始，用所得的辛苦钱来补贴家用。
有一年，远在长阳的母亲娘家的几位侄子，一路寻访找到我们家来看望母亲。临走时，家里实在拿不出多余的钱给远道而来的表哥们做盘缠，母亲只好砍了几颗榆树卖了，才算“体面”地把亲戚们送回家。这片榆树林算得上就是我们家的“摇钱树”了，遇到为难的事情总会想到它，对我们家来说，真可谓是“功不可没”哟！
每年的春天，当春风吹来的时候，榆树林也换上了翠绿的新装，在阳光的照耀下，更显得油亮亮，碧闪闪，像一把把绿绒绒的大伞。微风吹来，榆树林浓浓碧碧的枝叶随风摇曳，金灿灿的阳光透过叶缝洒下来，在地面上出现无数斑斑驳驳的光点。母亲会吩咐我们把树下的落叶打扫得干干净净，榆树林就是我们家的“后花园”，也是我们纳凉撒欢的开心小院儿。
后院的外围用插荆条扎起了一圈篱笆墙，到了春天会开出许多红色、紫色和白色的像喇叭一样的花朵，我常常会摘下一大捧，情不自禁去闻一闻，母亲马上会制止道:“不能闻，会和黎婆婆一样成“瓮鼻子”的。” 住在人工河旁边确实有一位黎婆婆，打我记事的时候起，就看见这位可怜的婆婆，一年四季用一块乌龟壳，穿在两头挂在耳朵上，紧紧地盖住鼻子，说起话里瓮声瓮气的，谁也没有看见过她的鼻子长的啥样？据大人们说，是因为闻花被花朵里的虫子吃掉了。因此，至今想嗅一嗅花香，我都不敢离得太近了。
腊月里，家里来了“不速之客” 堂屋里挂着我们一家人的照片，有父亲不同时期到不同地方的留影，有我们几姊妹不同年龄阶段的照片，还有我们一家人的合影。两边的墙上贴着许多样板戏的剧照，有杨子荣、郭建光、阿庆嫂、李玉和等 等，这些英雄形象至今都深深印刻在我脑海里。
一间卧室隔成两个小间，父亲在隔断墙的中间做一个小窗，窗口上挂一盏电灯， 也不知我的眼睛近视是不是与在不太明亮的灯光下看书有关？
姐弟仨各自床上的被褥，每天都必须按照妈妈的要求铺叠得整整齐齐，躺在柔软干净的床上都能闻到阳光的味道。母亲给别人家裁缝衣服做“上工”经常早出晚归，我们姐弟仨分工明确，我负责做饭；妹妹负责打扫卫生；弟弟负责最危险的任务——剁猪草，一不小心就会剁到手指头，已是大学博导的弟弟至今手上都留有好几处伤痕。
厨房也隔断成两间，前面做饭，我们家的灶台，是父亲亲手打造的，灶面用白色瓷砖砌成，既干净卫生又好看，置放铁锅的旁边安放一个瓮坛，只要生火做饭就有热水洗碗，既方便又节约能源，还有一个高高的烟囱，点火做饭屋里没有烟雾呛人。这样的灶台，在当时的农村还很少见哦！惹得左邻右舍都来我们家观摩取经。还有我们家的碗柜，也是父亲用做房子废弃的木板拼接而成，既精巧又实用。父亲做了一辈子财务管理工作，但做起这些木工和瓦工的活来也是一把好手，算得上是一位令人称赞的能工巧匠！
厨房后面是堆放杂物、柴火、酱菜坛子和农具的。每年腊月，还会挂着父亲从单位买回并腌制风干好了的腊肉和香肠，虽然不多，但也够我们几姊妹过年解馋、招待亲友了。或许就是这点腊肉香肠埋下了伏笔，有一年的腊月里，我们家就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虽然虚惊一场，但也着实让人心有余悸。
农村有句俗话:春头腊尾，爱招小偷。记得那年腊月的一个晚上，母亲带着我们到大队礼堂去看杂技表演，妈妈扶着我们仨站在板凳上，我和弟妹瞪大眼睛，伸长脖子看着台上的表演，一个大汉躺在一张大方桌上，把一口水缸蹬得不停旋转，赢得了台下一阵阵喝彩声；大汉蹬得大汗淋漓很是得意，一不小心用力过猛，把水缸蹬到了台下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摔碎了，“啪嗒”一声巨响吓得我和弟妹赶紧从板凳上跳下来，一场杂技表演就这样在观众的哄笑声中草草地收场了。
妈妈牵着我们借着黯淡的星光，随着乡邻们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穿过自家后院一片榆树林，惊讶地发现我们家后门竟然是敞开的，我壮着胆从后门往屋里望去，黑洞洞一片啥也看不见，吓得我直冒冷汗。那时父亲在外面工作，家里就母亲和年幼孩子的仨个孩子，一家人都吓得不敢贸然进屋，只好向队里的治保主任求助，治保主任和邻居们进屋来发现小偷是揭开了我家厨房的机瓦，跳到灶台上溜进来的。其实，那时父母拉扯我们姐弟仨，生活够清贫的了，家里哪有啥值钱的东西可偷，最后发现我们挂的相框不见了，据治保主任和说邻居们分析，此贼可能是个老手，不会空手而归。第二天，我们在后院榆树林里发现了一堆撕碎了的照片，真可惜了我们家的那些珍贵的老照片，照片上年轻的父母和我们稚嫩的笑脸只能永远定格在我们脑海里了。
第二天，父亲回家过年，带回来我们过年的腊肉和香肠。父母分析得出结论: 或许小偷是惦记着咱家的这点“年货”了，幸亏打了个时间差，才避免了一场“损失”。否则，后果会很严重，咱家真的要过一个“革命化”春节了哦！
实实在在的“外来户” 杨家河，顾名思义姓杨的人家居多，姓李、姓张、姓陈也不少，只因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已经枝繁叶茂，大家报团取暖，且宗族观念非常浓厚，像我们这样的外来户，想融入主流群体实属不易。我母亲虽然不会做农活，但她具有师范专业学历，这在当时的农村女性中实不多见。年轻时当过老师，下乡前做过会计，尤其是还会一手非常漂亮的裁缝手艺，队里有不少的大姑娘小媳妇经常来家里讨教，母亲总是耐心地教她们编织花式新颖的毛衣，裁剪样式漂亮的衣裳；她们也手把手地教母亲晾制豆瓣酱以及播种栽菜，插秧收割等农活。
母亲的勤劳善良，淳朴热心，也赢得了村民的信任，大家推荐她到大队手工业队担任会计。母亲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直到回城离开会计岗位从未出现过任何差错。
校园记忆，有苦涩亦有温暖 建国学校当然也是杨姓老师占多数，因此，我们称呼姓杨的老师，都是丢开姓带着名字喊，比如: 学芬老师、大元老师、子荣老师等等。记得刚来学校，我上小学二年级，给我上第一堂课的老师姓朱，是一位身材高挑，皮肤白皙，眼睛细长的姑娘，温柔的外表下却包裹着一颗并不善良的心，讲起话来是凶巴巴的。
记得那是个炎热的夏天，同学们都一屁股坐在树下潮湿的地上听她讲故事，我看见疏松的地上不时有蚂蚁和蚯蚓爬出来，就悄悄地把凉鞋脱了垫在地上才坐下来。不曾想到这个“小动作”被朱老师看见了，大声呵斥道:“你给我站起来，就你怕脏啊！我们贫下中农的子女都能坐，你怎么就不能坐啊，你是资产阶级的小姐吗？”她尖锐的语言，字字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我手足无措地抱着凉鞋慌忙站起来，惶恐不安地紧紧咬住嘴唇，羞得满脸通红，就这样，她一直让我站到了下课铃声响起。
第一次上课就受到朱老师这样的奚落与羞辱，就更别说那些把我看着“外来妹”的同学了。打那以后，我的待遇跟“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差不多。有一次，上完体育课回到教室，发现我的书包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被一个姓李的男同学给扔到走廊上了，我弯下腰捡起散落在地的课本和铅笔，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心里顿时升腾起一股怨恨之气，它充满了我的五脏六腑。这件事，每每让我想起都心潮难平！
尽管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李同学，也早已被岁月磨砺成了一个年过半百的糟老头了。如今偶尔见面，仍不爱搭理他，我本绝非小肚鸡肠之人，但那种莫名的欺负，已成一段冰凉的记忆，至今都令我不能释怀！
瑟琳·凯利·莱内曾经有一句话是：为什么童年的记忆特别真切，那是因为它们是最初的人生体验，带着某种特殊的味道。一个人长大后的样子，或多或少是童年许多个瞬间堆积而成的。这件华丽的袍子充满着时间的虱子，它们牢牢地抓着，怎么也甩不掉。
我常常在想：不伤人是一种教养，但不被别人伤害是一种气场。而这一点，或许该从孩子开始面对这个世界，就应该让他知道，尤其是要重新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的时候。
当然，除却一些不愉快，留给我更多的还是温暖与美好！记得每年栀子花盛开的季节，我课桌抽屉里总会有一朵朵洁白的栀子花，每天都有新鲜的花朵，那是一个花瓣飞扬，令人期待的季节，四溢的清香依旧沁人心脾！
还有一次，傍晚时分，生产队里分棉柴（棉花梗）需各家自己拖回家，妈妈给别人裁缝衣服做上工还没有回来，我借队里的板车拉着棉柴吃力地爬着上坡，突然觉得有一股力量推着我往前走，我欣喜地回头张望，只看见一个模糊的少年的背影。
小玲同学把第一次学做的绣花鞋垫送给了我，稚嫩的针脚绣出的一朵朵牡丹花，至今绽放在我心里；子香同学热心肠，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帮我从学校深井里挑着一担水，吃力地一步一步走上高高的台阶，那可是几十级又窄又陡的石头铺成的台阶哦！至今想来都感到腿子打颤……点点滴滴的关怀和照顾令人终身难以忘怀！
跳房子、跳橡皮筋、官兵捉盗都是我们放学后乐此不疲的游戏，直到烟囱中飘起袅袅炊烟，直到暮色里看不清彼此的眉眼，直到露水打湿了衣衫，才会念念不舍地各自回家。
站在老屋场面前，儿时的欢声笑语仿佛还在房梁和屋顶间缭绕；曾经那幼稚的读书声，似乎还在耳边回响；依稀还听到了当年母亲唤儿回家吃饭的声音，妈妈做的香喷喷的饭菜正在铁锅里炖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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