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心理也反映于这位学者提到的“报恩”行为上。在真正受恩,麻烦到别人之后,日本人往往会采取很积极主动的,刻不容缓的偿还。这一点我也有过体会。我在大二暑假作为志愿者参与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妇女与女童教育研讨会”。与会的人员中就有很多来自 UNESCO 的日本女士。有一次,一位叫做 Yumiko 的老太太要在茶歇时段在休息厅做一个小演讲。在那里临时搭建起展示设备很麻烦,但我还是帮她在一个早上之内做好了。这其实只是志愿者的工作之一,但看得出她相较于其他国家的代表更看重这份“情义”,非常郑重地与我道谢,并在讲演结束再次公开致谢,最后还送了我从日本带来的手帕作为礼物。同样生活在“耻感取向”的人情社会中的中国人,似乎在这些邻居身上能看到很多与自己相似的影子。相较于西方人,我们更能理解和接受他们的这种“害羞”的气质。实际上,我们甚至是对这种谦逊、礼貌的行为抱有天然的好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