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枝江民俗志——枝江的百科全书问世了

《中国民俗志·湖北枝江卷》编纂工作略记

　　                                      黄道华

　　

        民俗是社会学多学科的载体，包含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部，民俗对于现代社会的经济、文化、旅游各个方面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民俗志的编纂工作，也就是历史文化遗产的抢救工作。《中国民俗志》的调查编纂工作，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文化工程。笔者编纂《中国民俗志·湖北枝江卷》时，对民俗志的编纂工作进行了一些探讨，在此略记以启后者。

　　民俗学的任务，是帮助我们认识民族历史与文化传统，解释和改造现实社会生活，研究民俗的种种实用价值。“路隔十里，各有乡风不同”，各地民俗都与人文相关联，在一定地域内存在共性的同时，还存在各自的个性。编纂《民俗志》以调查资料为基础，在寻根之时，就要发现记录民俗事象的“个性”，为今后的经济建设、土特产开发、文化遗产保护、文艺创作、旅游项目建设，以致海内外华人寻根，提供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地方特点的民俗事象，尤其可以发挥独到的作用，与此同时具有地方“个性”的民俗事象也容易得到再现或新生。在编纂《枝江卷》时，注意区分枝江位置所在的江汉平原与鄂西山区民俗事象的区别；境内粮产区与棉产区，由于生活环境和旧时经济上的长期差异，形成民俗事象的区别；水运的历史变迁和船工的习俗，体现荆江流域的地域特点；食材的内容，注意体现鱼米之乡的特点，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鱼类菜肴的品种和烹调方法；对作为湖北素菜代表的枝江素菜，同样也进行了详细记录，并与寺观斋菜区别开来。这样处理，就使志书具有突出的地方民俗特点。

　　我在调查中，起初陆续见到一些家谱、族谱，发现本地族谱记载的家族，绝大部分是明清以来“江西填湖广”的移民，有一部分后来还外迁别省。家谱、族谱资料虽然属谱牒学的内容，谱中涉及到族源、祖训、族规、祠堂建制、族学、丧礼、祭礼等等相当多的民俗资料，反映出家族提倡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有的谱牒还附有当时的地图，地图所绘的地貌，图中的地名；祠堂图中的建筑式样和建筑布局等等，对于了解家族的生存环境和家族的繁衍都有很大的帮助。这些散落民间的家谱，图书馆、档案馆收藏不全，现在能够见到十分难能可贵，对于了解地方民俗的演变，移民与现存家族的关系显然有重要作用。后来在民俗调查中便将谱牒调查作为重要内容之一，通过查访、借阅、复印、抄录、采访等方式，到2013年掌握了百多部谱牒资料。在初稿中收录了这方面的资料，得到王作栋、王志琪等先生的认可。后来在“人口与家族”章节中，通过精简、增删，收录了100个家族的人口迁徙经过、谱派和本族人口分布范围，以及部分家族中的名人，它们不仅仅直接来源于民间，具有地方特点，它对于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等都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民俗是传承文化中最“接地气”的一种文化，是人类文明社会的产物，包含了人文科学的各个门类，今天的“留根”，是为将来的社会进步提供参考和借鉴，因此，撰写民俗篇，要从长计议，具有学术性。编纂《中国民俗志·湖北枝江卷》时，充分利用掌握的调查资料，记载从清末到20世纪民俗事象的存在、演变、传播过程，使研究者可以完整的了解一种民俗事象的生存环境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同时，增加了与人文科学相关的章节。

　　编纂《枝江卷》时，注意体现民俗的基本特征，即集体性、传承性和扩布性、稳定性、变异性、类型性、规范性及服务性。集体性如吃鸡蛋茶、懒豆花等民俗事象，就不仅仅是鄂西土家族所独有的习俗，而是湖北大部分地区的共同习俗；传承性如楠管的形成；稳定性如岁时节庆；变异性如端午节活动的时限；类型性或模式性如民间红白事的不同环境处理；规范性如过年习俗；服务性如春节民俗喜庆活动等。在撰写新方志的民俗篇时，从科学性、学术性方面考虑，还注意记载民俗事象的时限性，要按照现行时限记载方法显示民俗事象不同历史阶段的现象和演变。

　　过去没有“留根”，已无法挽回，现在失载，就是调查者和撰写者缺乏“留根”意识，缺乏学术素质，是地方志撰修工作的一种缺憾。《民俗志》的撰写内容具有了学术性，也就显示出新旧方志的区别，显示出《民俗志》在人文科学研究和文化遗产抢保方面的作用。

　　1985年我撰写《枝江县志·民俗篇》时，由于极左思潮在思想领域造成的影响尚未除尽，审稿人员对于民俗不能用科学的态度看待，最后定稿6314字，收录门类不全，记载简单，既不能方便人文科学研究，又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2004年的撰写《枝江市志·民俗篇》时，历史环境发生根本变化，撰写者可以放开手脚采访撰写。这次撰写的民俗篇虽然只记载了近二十年的民俗事象，共有9452字，内容和涉及面超过前者。在编纂《中国民俗志·湖北枝江卷》时，利用本人调查的资料之外，还参考了有关乡镇文化工作者的调查材料，排除了非正常的干扰和影响，全文55万字，配图196张，内容上不带极左观点，实事求是，为人文科学研究和文化遗产“留根”留下了可靠的资料。如果编纂民俗志以有色眼镜为标准，就没有科学性，不过是传统手法的重复。

　　具有地域特点的民俗事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的成为发展文化事业和旅游事业的重要资源。20世纪末，地方土特产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地理标志，民俗事象不仅仅属于群众文化、民间文艺的研究范畴。民俗志编纂既要继承旧志的传统，又要发展。撰写内容要有前瞻性，既忠实调查资料，还要从远出发，记录已经濒临消亡的民俗事象，记录保留传承的民俗事象。特别是具有地方特点，对于发展本地文化事业、旅游事业有潜力的民俗事象，如传承人和品种逐渐减少的民间戏剧、民间歌舞、民间技艺等等。已经消亡的民俗事象，也应该记录下来，做到“有案可查”，为以后的发展需要做准备。过去忽视情有可原，现在视而不见，就是一种不可原谅的失误。2010年6月编纂《中国民俗志·湖北枝江卷》，特别关注了这方面的内容，如生产习俗的筛花生、淘金（濒临消亡）、泥仓子、捕江花（捕长江天然鱼苗，已经消亡）；礼仪习俗中的吹打乐礼仪（枝江市民间吹打乐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等等。

　　2009年6月，按照《中国民俗志编纂手册》的编篡大纲，开展《中国民俗志·湖北枝江卷》的编篡工作。根据本地民俗文化特点，对大纲进行了部分调整。历时三年多，完成了《枝江卷》的初稿，2012年8月8日通过了编委会专家组初审，其后，又进行了复审、三审、四审。四次审读，专家组成员都提出了很多宝贵而具体的意见，并与编篡人员交流意见。每次评审会后，编篡者都按照评审意见进行逐条核实修改，并及时增加或改正相关内容，使本《志》体例和内容更加完善。经过四审五改，使《枝江卷》的编篡水平得以提高。为增加对本地域民俗事象的了解，便于进行综合研究，志文后还附录了部分相关参考资料。

　　我们不是专业的民俗工作者，《中国民俗志·湖北枝江卷》的编撰工作，在宜昌市文联黄尚荣、熊庆文、王作栋、王志琦、曹红等领导的关心和指导下，“摸着石头过河”完成了志书的编撰工作。编撰期间得到了枝江各地文化工作者和民间文化爱好者的帮助和支持，还得到市文联各有关协会的帮助，虚心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丰富了本志的内容。

　　《中国民俗志·湖北枝江卷》是首部枝江地域的民俗志，大体留住了枝江百年地域民俗文化之“根”，参与者的艰辛劳动将在21世纪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将会发挥潜力作用。随着时代的进步，民俗学的研究领域将不断拓展，作为“留根”的首部民俗志，由于体例和篇幅的局限，将逐渐显现“遗憾”和不足，需要我们今后持续进行民俗调查，弥补存在的缺陷，《民俗志》的撰写工作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