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国耻,祈祷和平(一)：战乱中漂泊，五难不死——童年的回忆
（说明：为纪念抗战爆发
77周年和抗日胜利近70周年，现从我的自传体回忆录《永不消退的激情》中，选取一些章节组文，以我个人和长辈们的苦难遭遇，管见历史风云，社会百态以及老百姓的生存状态，表达勿忘国耻，捍卫和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烈愿望。）
战乱中漂泊，五难不死
——童年的回忆
李承奎
主题词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内战兴起，烽火连天；兵匪相迫，民不聊生：苦难的中国啊，哀鸿遍野，生灵涂炭，……
儿时，常听我的长辈们数说着我童年多苦多难的故事。
1938年8月4日，即农历戊寅年六月十四日夕时，在董市镇小小的望江楼里，我呱呱坠地了，鞭炮轰鸣，全家充满了喜庆。
然而，待到我两岁，即1940年8月，日本飞机轰炸董市，人们离乡背井，颠沛流离。我们的望江小楼被炸毁，迫不得已，外婆和我母亲只好带着我到船上生活（我家以驾船为业）。为了安全，外婆常用一条长长的红带子将我身子捆住，或者把我系到桅杆上，或者一刻不离手牵着我玩。一天，我们的船为躲避日机轰炸而驶进了一个港汊，外婆和父亲上岸办事去了，我像出笼的小鸟，在船的平板上跑去跑来，不小心，一个趔趄便落入江中，母亲急得发狂似的呼叫，一位船工眼疾手快，纵身跳入江中抢救。大家见我时而沉没，时而又穿过船底冒出水面，母亲呼天抢地地哭，人们惊惶失措地叫，那船工紧紧跟踪我的一沉一浮，时而浮游，时而潜游，奋力营救，当我穿过第三个船底再次冒出头来的时侯，船工如蛟似龙，飞箭一般，猛扑过来，将我紧紧攥住，托起，然后，慢慢回游船边，将我放到船上。母亲停住了哭喊，人们情不自禁地欢呼，我终于得救了。外婆和父亲回到船上，外婆一把抱着我“心肝宝贝” 地大哭不止；我的母亲便被她骂得羞愧难当。最后，父母摆了一桌酒席，隆重地酬谢救我一命的那位船工，外婆抱着我向他三叩三拜，让我认他为干爹。
不久，外婆暴病去世，全家无比悲伤，在兵荒马乱中，只得匆匆将她埋葬在异乡的荒山野岭中。为躲避日本鬼子掳杀，我们的船继续漂泊辗转于江湖，遭遇着一次又一次的劫难：我们遭日本飞机袭击，船被炸烂，一个工人被炸死，我母亲的右臂被炸伤，无医无药，伤口溃烂，蛆虫翻滚，终至残废；我们被日本鬼子驱赶追杀，东躲西藏，死里逃生；我们遭江湖匪盗抢劫，人被毒打，钱财洗劫一空：在这朝不保夕，生死难料的日子里，为了我的安全，第二年，父母将我送到了大姑父母身边，由祖母和“九姑”（三叔的未婚妻，我后来的继母）照料我。
1941年秋——1942年冬，日本鬼子渡江南犯，三四岁的我随大姑父母和祖母、“九姑”辗转于湖北松滋县的沙道观、磨盘洲、绿洲子、米几台一带，逃难奔波。42年夏，一天夜里，乌云密布，大雨滂沱，雷电交加，在日本鬼子的追赶下，无数难民拖儿带女，在泥泞的道路上惊恐地奔逃着。我们来到了一条小河边，后面有鬼子的追兵，河对面是守土而战的国军。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里，枪炮声中混杂着呼声，喊声，哭声和骡叫马嘶声，我们走到一个河坎下，等候着过河的渡船，国军听见江对面枪声密集，人声杂乱，以为是鬼子到了，便用机枪扫射。看见火光，听见枪声，我大姑妈不由自主地一下子将我挪到了她的身后，结果一颗子弹击中了她的左腿，我因此而幸免一死。在众人的帮助下，大姑妈被抬到了一所破庙里，她鲜血淋漓，痛苦呻吟。庙内，拥挤着哭叫的难民；庙外，雷鸣电闪，战火纷飞，全家人沉浸在极度的恐惧和悲伤中。
由于大姑妈伤势很重，祖母年迈，我又年幼，在兵荒马乱中颠沛流离，困难重重。 1943年春，父母只好又将我送到舅父母家寄养。当时舅父母从董市逃难到了上百里洲的罗家河
（乡村名），与松滋县老城隔江相望。舅父母有两个儿子，大儿李承忠，小儿薛会国，一家四口，负担本来很重，我的到来，更是雪上加霜，生活十分困难，但亲情难却，他们还是收留了我。可是不久我就生病了，开始是肚子隐痛，不思饮食，两个月后，便面黄肌瘦，肚子鼓胀得像一个大皮球，四肢细小得像麻梗，身体十分羸弱。舅父母背着我四处问神求医，请巫师巫婆“观花”“下马脚”（迷信活动），说我是“走了神”（投了胎），而且月份已经很重，若不及时打胎，胎儿出生之时就是我断气之时。究竟投的什么胎？按照巫师的指点，舅父母将一个鸡蛋裹上稀泥巴，然后把鸡蛋放入火中，浇上桐油，不一会，一声钝响，鸡蛋炸裂了，露出一个像小驴儿的东西（想必是小鸡儿的胚胎，说是“驴儿”纯属捕风捉影），据此说我是投了驴胎，而且已经有七八个月了！“驴胎儿”虽然打掉了，可是我的病情却越发严重，眼看气息奄奄，微命薄浅，舅父便用几块旧木板钉了一个木匣子，准备给我装尸，但他们还是在为我做最后的抢救。一天，舅父母步行十多里，把我背到了一个名叫龚家潭的小集镇求医，一个偶然的机会，遇上了我的从江口而来三叔父，他见我病重，赶忙请了一个西医诊治，医生断定我是得了蛔虫症，便给我开了三包名为“榨菇菜”的驱虫药，真是灵丹妙方，药到病除，三包“榨菇菜”下肚，就稀里哗拉地拉出了几大堆蛔虫！我还记得，当看见一堆堆翻涌蠕动着的蛔虫时，我吓得大哭起来！从此，病情迅速好转，多亏舅父母、三叔和那位好医生，从死神手里夺回了我这条小命！
1943秋，我随舅父母由上百里洲的罗家河搬迁到了下百里洲的卢家桥。卢家桥是一个村集镇，散落着二三十户人家，经营一些小买卖。由于我的母亲右臂伤残，不便在船上生活，听说舅父母带我到了卢家桥，父亲就将她也送来罗卢家桥定居，于是分别两年多以后，我们母子得以重聚，在这里度过了一年极其艰难和辛酸的岁月，直至1944年冬母亲去世。
首先，到罗卢家桥后，舅父一家投靠了舅母的娘家。舅母的长兄赵家福先生开一家理发店，生意较红火，就接纳安顿了舅父母一家四口，我和母亲则向一户姓彭的瓷器铺的老板租赁了一间茅草偏屋居住。偏屋只十平米左右，阴暗潮湿，我们吃住都挤在这里。我母亲右手伤残，梳头不便，只好披着头发，隔三差五地叫我拿着梳子帮她梳理一下长发；洗衣不便，她只能用左手把衣服撑在盆里搓一搓，揉一揉，然后她揪着衣服的一头，叫我双手揪着衣服的另一头，用力地将衣服拧干；有时，难得买回一点肉，可做起来很困难，也只有靠母子合作了，于是母亲草草将肉洗净，放在砧板上，我用两只小手笨拙地将肉紧紧地按住，她用左手在肉上来回地割，等到把一块肉切完，两人已累得气喘吁吁了，要知那时我才五岁多啊！生活是如此地艰难，然而命运之神却并不轻易地把平安赐给我们母子俩。一个寒冬的深夜，乌云笼罩着天空，北风呜呜地吼叫，人们正严严实实地裹着被子酣睡，不知怎的，彭家店铺突然起火了。浓烟卷着火舌，冲进了彭老板的堂屋正室，“不好啊，失火啦！”，“快来救火啊！”他们惊起，来不及穿衣，便冲出门外，哭着，呼号着；撕心裂肺的哭叫声，惊醒了左邻右舍，大家蜂拥而至，来到现场，端盆子提水桶，奋力扑火。可是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刹拉间，烈焰腾腾，火光冲天，哔哔剥剥的爆炸声，噼里啪啦的坍塌声，浑天价地响，眼看店铺的厅房快要烧光，火龙已扑向后面的偏屋，屋顶的茅草已经着火，烈焰已经封锁了我们的屋门，这时，彭家老板娘猛然想到了还在偏屋中熟睡的我们母子，急告众人，于是几个好心人踢开我们的木门，从床上猛地拉起我的母亲，抱着我，冲出了火海浓烟，两条苦命终于得救了。
经历这次劫难之后，我们另租了一间茅草房，也是人家的一个偏屋，更是狭小阴暗，只是在东边的一面山墙上挖了一个小洞，得到一线光亮。在这里，母亲染上了伤寒，一病不起。父亲不在身边，我年幼不会照料她，多亏舅母不时地前来料理。母亲身上长满了疥疮，头发长期不洗，虱子涌动，跳蚤横飞。她高烧不止，不进饮食，不到一个月，就悲惨地离开人世。死时，只有我和舅母在身边。母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因为她有太多的怨恨和牵挂，她才死不暝目啊！舅母牵着我的小手，轻轻地抚摸着母亲的眼睛，让它闭合；然后，叫我跪在母亲的床边，不断地给她烧落气纸。我一边哭着，舅妈一边教我说：“妈，你走吧，不要挂记我！……”第三天，父亲从外地赶回，买了一口棺材装敛了母亲的遗体，我顶着孝服，抱着灵牌，随着众人将母亲安葬入土。不久，我就被送到了枝江县江口镇的三叔父家
，从此一去，再也没有回到原地。
现在，不知母亲的坟墓在何处何方，想必坟土早已铲平，尸骨早已暴野，母亲早已成孤魂野鬼了。呜呼，哀哉，我慈爱的苦命的母亲！ 1945年春，日本鬼子败退了湖北枝江一带，逃难的人们纷纷回到老家，舅父母也从百里洲的卢家桥返回了董市镇。父亲便将我送到了江口镇三叔家寄养。江口与董市两镇比邻，相距15公里，也是一个经济繁荣的临江商埠。这时，祖母随大姑父母也由松滋县一带逃难归来与三叔父母住在一起，“九姑”已嫁配给我父亲，成了我的继母。我在三叔家中生活了四年，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
三叔父由帮工当学徒发迹，到这时已经成了一家拥有十来张织布机，十来个雇工的织布厂的老板，生意兴隆，家境较富裕。因此前来投靠的人很多：除祖母、大姑父母之外，还有我的大伯，三婶的父亲和内侄儿黄克纯及其未婚的童养媳彭绪珍。可谓家大口阔，人丁兴旺。
在这四年中，我得到了祖母的极其殷勤的照料，过着比较安定而温暖的生活。
在这里，我看到了日本投降后万民同庆的欢乐；在这里，我读了一年的私塾，接受了三年的小学教育；在这里，我还与表兄黄克纯的的未婚妻彭绪珍结下了姐弟情，后来，我到武汉读大学，经济生活上遇到困难，和表兄早已离婚的她，给了我不少的关爱和帮助。
然而，在经历了五年的战乱漂泊和四次大难之后，在比较平静的环境中，竟又发生了一次坠楼事情。1946年，我八岁那年读小学一年级时，冬天的一个寒夜里，由于晚餐吃的太多，消化不良，凌晨五点多钟，突然肚子绞痛起来。当时我和大伯同睡在小阁楼上，我急忙叫醒大伯说肚子疼，要拉屎。熟睡中的大伯不耐烦，一边骂我：“小化身子，谁叫你憨吃憨胀的！这么冷，害死人！”一边喝令我：“等会儿，让我点灯！” 可屎到门口，我哪能等待，一股脑儿地向楼口跑去，夜黑黑，人昏昏，到了楼口竟不知道，“轰”地一声从五米多高的楼口直坠落到地上，我头晕目眩，撑起来，又晕倒；再撑起来，再晕倒！幸好我屁股先落地，才保住了性命，然而头却在楼梯上撞出了两个大血包，臭屎装满了一裤子！耳边回响着大伯那又急又气的诅咒声：“摔死了吗！摔死了吗！不听话，叫你等会儿你不等！”
……
1940年至1948年，即我两岁到十岁，这正是我需要呵护的幼年和童年阶段，然而日寇侵犯，国破家亡的苦难却伴我而行。八年中，我离开繁荣富裕的故乡董市镇，随父母漂迫于江湖河汊中。后来，我离开父母的怀抱，寄身于亲戚家里，从湖北松滋县的荒村野岭，辗转于枝江县的上下百里洲和江口镇，颠沛流离，饥寒交迫；八年中，我屡罹大难，死里逃生：溺水沉江几乎死而未死，枪林弹雨几乎死而未死，大疾重病几乎死而未死，火海逃生几乎死而未死，楼口坠地几乎死而未死；八年中，我不但离开常年在外地谋生的父亲，而且失去了我多苦多难的慈爱的母亲：
我幼弱的生命承载着过多过重的灾难和痛苦，我稚嫩的心灵烙下了过深过痛的印记和伤痕，也因此，在我瀝血的心田里似乎萌发了理性的种子：没有国，哪来的家；没有家，哪来的福？国强人民才安康；国弱人民就遭殃！这颗宝贵的种子，随着我年岁的增长，会越来越饱满壮实！
选自《永不消退的激情·第二章 苦难的童年、良好的启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