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小爹—我的母亲
张世亮
小爹是我父亲的妹妹，就是平常大家喊的姑妈，是我的养母，我的母亲。小爹对我付出的爱，远远超过我的生母。
小爹名叫曾庆善，生于1911年农历八月初七。就是辛亥革命那一年，本来已经禁止妇女缠足，祖母也不让她裹脚，可是童年的她，看到其他妇女都是小脚，就自己找来裹脚布强缠，大概感到很痛苦，后来放弃了，就成了二大脚。小爹生有一子，起名“太引”，很早夭折了，再未生育。我出生不到两岁，父亲病逝，生母带着三个哥哥住在三十里外的曾家营。我年龄太小，在乡下做不了什么事，只有跟随在刘巷开茶馆的祖父、祖母生活，小爹对家大口阔的娘家就多了一份照顾的责任。
小爹家原来住在枝江百里洲刘巷镇的下街头，以种小菜谋生，姑爹有时也挑酒到宜昌三斗坪等地，贩回茶叶等山货，增加收入。日本人没有来之前，小爹家中经济状况比较好。先是把二哥曾凡衡过继为子，改名张世文，送到保安寺小学校读书。日本鬼子来了，小爹抱着我四处躲藏。小爹家的房屋被日本人烧了之后，没有了安身之处，他们只有到人烟稀少的向家湖（现在的滨湖五组）躲难，亲婆婆（姑父的母亲）不愿意离开老家，只好搭个窝棚住在原地。到了向家湖，二哥常回曾家营老家，被那里的财主曾慎陔看上了。抗战胜利后，曾慎陔在国民党的湖北省教育厅谋了个科长职位，看到二哥聪明机灵，诚实可靠，就把他弄到武昌给他们照看小孩，小爹就没有了张世文那个儿子了。
小爹二人从向家湖回到刘巷，只有在街头四处借租别人的房子居住，直到1948年冬，出了60斤上庄皮花，租了一块地，才做了两间茅草屋，有了安身之处。我小时候身体瘦弱，全靠小爹细心照料。首先把我从婆婆身边送到刘家祠堂去读私塾。老爹、婆婆（祖父、母）的生活很多也是小爹照管。那时都是自己做布鞋，我们两家的鞋、袜，基本上都是小爹一针一线张罗的。小爹经常熬更守夜做针活，有时还要纺线。乡下没有煤油灯，都是棉油灯，灯光微弱，长此以往，小爹的眼睛受了影响，成了病眼。
解放后，原来被抓壮丁的大哥回来了，他们决定把我过继给小爹做儿子，我原名曾凡量，到张家改名张世亮。小爹就告诉我，要改口把姑爹喊大爹，把亲婆婆改口叫婆婆，小爹自己的称呼却没有要我改口。
小爹身材中等，但是肩宽背直，从来没有住过医院。由于肩负两家重担，操劳过度，她的头发经常脱落，为了减少风寒，她经常用青色的“重纱包头”缠在头上。家中有谁病了，小爹总是想尽方法减少病人痛苦，包括寻找土药方。有一次大爹病了，吃饭快完了，小爹突然把病人的碗筷夺走了，大爹没有发脾气的样子，只是把小爹看了一眼，只好不吃了，我大惑不解。后来才知道，这在当时农村没有经济条件治病的情况下，大概也是一种治病的“土方法”，说不定还有一定的精神治疗作用。如果我生病了，小爹更是寝食难安。记得有一次我发高烧昏昏糊糊睡了一晚上，小爹就一夜没有合眼，一直陪着我纺线纺到天亮，直到我想喝水吃东西，她才放下心来。
小爹勤俭，但是不吝啬。看到裁缝做衣服，她就学着自己做。我看到大爹的长布衫就是她自己剪裁的。家中的包单、棉袄坏了，她就大件改小件。我小时候很多衣裳都是小爹用旧衣服改的。夏天的剩饭，容易馊坏，倒了可惜，她就用来做米酒，很合我们的口味。小爹经常用自产的棉花纺线，除了织布做衣服，还可以卖钱，这样可以比卖棉花的收入高。我不知道母亲的辛苦，1950年春节刚过，我在枝江初中才读了半年，一些同学约伴到沙市去考学，说那里离家近，地方大，学校多。我们去了大几天，考了晴川中学和沙市三中，据说都考取了，可是有人说，学籍问题不好解决，我们就又回到枝江初中去了，小爹的几斤线子钱就让我打了水漂。那是小爹多少日夜弯腰弓背辛勤劳动换来的，我后来想起来都心疼不已，可是小爹却没有任何怨言。
小爹心地善良，助人为乐。张家租地做的房子在大路边，到了热天，小爹就烧开水，用土陶钵泡三皮罐的茶，放在门前树下，让过路行人解渴。互助组、合作化时，大家一起做事，她做的菜，大家都爱吃，等她去的时候，大家都抢着把小爹的菜吃光了，她也不恼，以后就多做菜给大家吃。我们有了大女儿，小爹在家照顾孙女儿。耕作组杨大元两口子要出工，他家两个小女儿大幺、小幺没人照顾，小爹就长期为他们义务照料。文化革命，造反派要打倒队长杨成武，到处抓他批斗，小爹说这个人为人正直，办事公道。杨成武躲到我家，小爹就把他藏起来。造反派来了，小爹几句话就把他们打发走了。
小爹对生活充满信心，热情好客。生活的磨难造就了她的坚强性格。她到张家不久，小叔张方茂就被就被抓了壮丁，以后渺无音讯，再没有回来。大爹张方元成了独子，保甲长仍然到处抓他，大爹到处躲藏不得安生。小爹要保护好家庭的完整，挑起全家的生活重担，她常常挂在口边的话是：“没有过不了的坎，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公社化以后建立食堂，大家说小爹办事公道，选她担任炊事员。食堂撤消之后，上级来了工作队员，就找小爹给他们安排饭食。由于我们家离公社近，公社开三级干部会，我们家是外地生产队干部集中居住学习地方，堂屋的开铺，家具让开会的优先使用。有的曾经在我家吃过饭的人们，后来和我交谈起来，都感到亲切，惦记着母亲。
小爹爱家庭，爱孩子，心里时刻装着我和我的子女们。过去常说，“只有瓜念子，没有子念瓜”。自从读初中以后，我很少在小爹身边生活。1957年我分配到当阳县工作，到半月乡整劳模材料，小爹得到信以后，觉得从江口到半月只有六十里路程，就要凡衡哥做伴，到半月去见我，结果我又到百里外的淯溪河去了，她们在“半月旅社”住了一夜，第二天只好失望的走回来。我们的老二是一个病儿，到两岁多发现她脑瘫，生活不能自理，母亲就担负了全部的护理责任，让全家其他人投入工作和生产队劳动。 1970年，她带着我们断奶的三女儿从当阳回来，她提着衣物，背着孙子，好不容易到了长江边，祖孙二人都非常疲惫。在渡船上，邻队的杨大英看到是熟人，连连喊“大妈，您把小伢给我，我给您照护”。小爹的眼睛不好，也听不准声音，就说“请您帮忙我把东西接一下”，把衣物递了过去，自己把孙子抱得紧紧的。后来小爹对我们说，“我的眼睛不好，万一遇到了坏人，什么东西丢了都不要紧，我的小孙子是大事，莫让别人抱起跑了。”
1992年春天，曾家营三哥的儿子结婚，全家都去贺喜之后，我们提前回枝江，让老人家在那里多玩几天，因为那里有很多侄儿、侄孙、侄重孙和其他她熟悉的亲戚。第二天我在县里突然接到噩耗，说母亲走了。我的头似乎爆炸了，我的眼睛湿润了，我再也享受不到这世界上对我的最深厚的爱。知道我的母亲再也回不来了，单位领导亲往祭奠，并且送了花圈。
后来知道，前一天晚上她还和老亲戚在床上拉家常，第二天清早上厕所回到床上叹长气的“嗯”了一声，睡在脚头另一间床上的侄孙，马上问“小老，您好吗”？就没有回音了。及时请医生来，也说没救了。大家说，她虽然走得太快了，我们心里难受，但是她减少了病痛的折磨。还说，她是落叶归根，曾家营是她的出生之地，回到老家不走了。遵照她的遗愿，侄孙们拿出自己的承包地，让老人就地安葬。她的表妹、表弟和杨家河茅草街的乡邻，从百里洲各地赶来送行。与当地村组干部群众一起陪着她的亲人们把她送上了山。
（2017年9月26日初稿，2021年9月13日修改）
[后记]：这篇四年前的回忆录，因为觉得没有把母亲对我的爱写清楚，长期存在文档里。今天是母亲110周年生辰纪念，我略加修改后发表，以表达对母亲的深情怀念。“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