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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回忆小爹——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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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于:2021/9/13 10: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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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小爹—我的母亲
                    张世亮

    小爹是我父亲的妹妹,就是平常大家喊的姑妈,是我的养母,我的母亲。小爹对我付出的爱,远远超过我的生母。
   小爹名叫曾庆善,生于1911年农历八月初七。就是辛亥革命那一年,本来已经禁止妇女缠足,祖母也不让她裹脚,可是童年的她,看到其他妇女都是小脚,就自己找来裹脚布强缠,大概感到很痛苦,后来放弃了,就成了二大脚。小爹生有一子,起名“太引”,很早夭折了,再未生育。我出生不到两岁,父亲病逝,生母带着三个哥哥住在三十里外的曾家营。我年龄太小,在乡下做不了什么事,只有跟随在刘巷开茶馆的祖父、祖母生活,小爹对家大口阔的娘家就多了一份照顾的责任。
    小爹家原来住在枝江百里洲刘巷镇的下街头,以种小菜谋生,姑爹有时也挑酒到宜昌三斗坪等地,贩回茶叶等山货,增加收入。日本人没有来之前,小爹家中经济状况比较好。先是把二哥曾凡衡过继为子,改名张世文,送到保安寺小学校读书。日本鬼子来了,小爹抱着我四处躲藏。小爹家的房屋被日本人烧了之后,没有了安身之处,他们只有到人烟稀少的向家湖(现在的滨湖五组)躲难,亲婆婆(姑父的母亲)不愿意离开老家,只好搭个窝棚住在原地。到了向家湖,二哥常回曾家营老家,被那里的财主曾慎陔看上了。抗战胜利后,曾慎陔在国民党的湖北省教育厅谋了个科长职位,看到二哥聪明机灵,诚实可靠,就把他弄到武昌给他们照看小孩,小爹就没有了张世文那个儿子了。
    小爹二人从向家湖回到刘巷,只有在街头四处借租别人的房子居住,直到1948年冬,出了60斤上庄皮花,租了一块地,才做了两间茅草屋,有了安身之处。我小时候身体瘦弱,全靠小爹细心照料。首先把我从婆婆身边送到刘家祠堂去读私塾。老爹、婆婆(祖父、母)的生活很多也是小爹照管。那时都是自己做布鞋,我们两家的鞋、袜,基本上都是小爹一针一线张罗的。小爹经常熬更守夜做针活,有时还要纺线。乡下没有煤油灯,都是棉油灯,灯光微弱,长此以往,小爹的眼睛受了影响,成了病眼。
    解放后,原来被抓壮丁的大哥回来了,他们决定把我过继给小爹做儿子,我原名曾凡量,到张家改名张世亮。小爹就告诉我,要改口把姑爹喊大爹,把亲婆婆改口叫婆婆,小爹自己的称呼却没有要我改口。
    小爹身材中等,但是肩宽背直,从来没有住过医院。由于肩负两家重担,操劳过度,她的头发经常脱落,为了减少风寒,她经常用青色的“重纱包头”缠在头上。家中有谁病了,小爹总是想尽方法减少病人痛苦,包括寻找土药方。有一次大爹病了,吃饭快完了,小爹突然把病人的碗筷夺走了,大爹没有发脾气的样子,只是把小爹看了一眼,只好不吃了,我大惑不解。后来才知道,这在当时农村没有经济条件治病的情况下,大概也是一种治病的“土方法”,说不定还有一定的精神治疗作用。如果我生病了,小爹更是寝食难安。记得有一次我发高烧昏昏糊糊睡了一晚上,小爹就一夜没有合眼,一直陪着我纺线纺到天亮,直到我想喝水吃东西,她才放下心来。
    小爹勤俭,但是不吝啬。看到裁缝做衣服,她就学着自己做。我看到大爹的长布衫就是她自己剪裁的。家中的包单、棉袄坏了,她就大件改小件。我小时候很多衣裳都是小爹用旧衣服改的。夏天的剩饭,容易馊坏,倒了可惜,她就用来做米酒,很合我们的口味。小爹经常用自产的棉花纺线,除了织布做衣服,还可以卖钱,这样可以比卖棉花的收入高。我不知道母亲的辛苦,1950年春节刚过,我在枝江初中才读了半年,一些同学约伴到沙市去考学,说那里离家近,地方大,学校多。我们去了大几天,考了晴川中学和沙市三中,据说都考取了,可是有人说,学籍问题不好解决,我们就又回到枝江初中去了,小爹的几斤线子钱就让我打了水漂。那是小爹多少日夜弯腰弓背辛勤劳动换来的,我后来想起来都心疼不已,可是小爹却没有任何怨言。
    小爹心地善良,助人为乐。张家租地做的房子在大路边,到了热天,小爹就烧开水,用土陶钵泡三皮罐的茶,放在门前树下,让过路行人解渴。互助组、合作化时,大家一起做事,她做的菜,大家都爱吃,等她去的时候,大家都抢着把小爹的菜吃光了,她也不恼,以后就多做菜给大家吃。我们有了大女儿,小爹在家照顾孙女儿。耕作组杨大元两口子要出工,他家两个小女儿大幺、小幺没人照顾,小爹就长期为他们义务照料。文化革命,造反派要打倒队长杨成武,到处抓他批斗,小爹说这个人为人正直,办事公道。杨成武躲到我家,小爹就把他藏起来。造反派来了,小爹几句话就把他们打发走了。
    小爹对生活充满信心,热情好客。生活的磨难造就了她的坚强性格。她到张家不久,小叔张方茂就被就被抓了壮丁,以后渺无音讯,再没有回来。大爹张方元成了独子,保甲长仍然到处抓他,大爹到处躲藏不得安生。小爹要保护好家庭的完整,挑起全家的生活重担,她常常挂在口边的话是:“没有过不了的坎,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公社化以后建立食堂,大家说小爹办事公道,选她担任炊事员。食堂撤消之后,上级来了工作队员,就找小爹给他们安排饭食。由于我们家离公社近,公社开三级干部会,我们家是外地生产队干部集中居住学习地方,堂屋的开铺,家具让开会的优先使用。有的曾经在我家吃过饭的人们,后来和我交谈起来,都感到亲切,惦记着母亲。
    小爹爱家庭,爱孩子,心里时刻装着我和我的子女们。过去常说,“只有瓜念子,没有子念瓜”。自从读初中以后,我很少在小爹身边生活。1957年我分配到当阳县工作,到半月乡整劳模材料,小爹得到信以后,觉得从江口到半月只有六十里路程,就要凡衡哥做伴,到半月去见我,结果我又到百里外的淯溪河去了,她们在“半月旅社”住了一夜,第二天只好失望的走回来。我们的老二是一个病儿,到两岁多发现她脑瘫,生活不能自理,母亲就担负了全部的护理责任,让全家其他人投入工作和生产队劳动。 1970年,她带着我们断奶的三女儿从当阳回来,她提着衣物,背着孙子,好不容易到了长江边,祖孙二人都非常疲惫。在渡船上,邻队的杨大英看到是熟人,连连喊“大妈,您把小伢给我,我给您照护”。小爹的眼睛不好,也听不准声音,就说“请您帮忙我把东西接一下”,把衣物递了过去,自己把孙子抱得紧紧的。后来小爹对我们说,“我的眼睛不好,万一遇到了坏人,什么东西丢了都不要紧,我的小孙子是大事,莫让别人抱起跑了。”
    1992年春天,曾家营三哥的儿子结婚,全家都去贺喜之后,我们提前回枝江,让老人家在那里多玩几天,因为那里有很多侄儿、侄孙、侄重孙和其他她熟悉的亲戚。第二天我在县里突然接到噩耗,说母亲走了。我的头似乎爆炸了,我的眼睛湿润了,我再也享受不到这世界上对我的最深厚的爱。知道我的母亲再也回不来了,单位领导亲往祭奠,并且送了花圈。
    后来知道,前一天晚上她还和老亲戚在床上拉家常,第二天清早上厕所回到床上叹长气的“嗯”了一声,睡在脚头另一间床上的侄孙,马上问“小老,您好吗”?就没有回音了。及时请医生来,也说没救了。大家说,她虽然走得太快了,我们心里难受,但是她减少了病痛的折磨。还说,她是落叶归根,曾家营是她的出生之地,回到老家不走了。遵照她的遗愿,侄孙们拿出自己的承包地,让老人就地安葬。她的表妹、表弟和杨家河茅草街的乡邻,从百里洲各地赶来送行。与当地村组干部群众一起陪着她的亲人们把她送上了山。
                                                (2017年9月26日初稿,2021年9月13日修改)
    [后记]:这篇四年前的回忆录,因为觉得没有把母亲对我的爱写清楚,长期存在文档里。今天是母亲110周年生辰纪念,我略加修改后发表,以表达对母亲的深情怀念。“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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